读“红”札记之四：《红楼梦》的思想内容与社会影响
那么，《红楼梦》到底是一部怎么样的小说呢？
可以说，自从《红楼梦》问世以来，关于《红楼梦》的评论就产生了。但就其所述何事，命意安在一项，两百多年来，便论争不休，公案迭起，或见仁见智，大相径庭；或针锋相对，“几挥老拳”。
撮其要者，有以下说法：其一，清代张新之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是全书无非《易》道也”（《红楼梦读法》）；其二，清代梁恭辰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此书全部中无一人是真的，惟属笔之曹雪芹实有其人。然以老贡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后萧条，更无人稍为矜恤，则未必非编造淫书之显报矣”（《北东园笔录》）；其三，清代花月痴人在其《红楼幻梦自序》中说：“同人默庵问余曰：‘《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曰：‘情书也。’默庵曰：‘情之谓何？’余曰：‘本乎心者之谓性，发乎心者之谓情。作是书者，盖生于情，发于情，钟于情，笃于情，深于情，恋于情，纵于情，囿于情，癖于情，痴于情，乐于情，苦于情，失于情，断于情，至极于情，终不能忘乎情。惟不忘乎情，凡一言一事，一举一动，无在而不用其情。此之谓情书。”其四，清末王梦阮认为“其书大抵为纪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为时忌讳，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变例出之。假设家庭，托言儿女，借言情以书其事，是纯用借宾定主法也。……然则申诉中果记何人何事乎？请试言之。盖尝闻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红楼梦索隐提要》）；其五，清代张维屏说《红楼梦》记述的是康熙年间宰相明珠家的事情，其《松轩随笔·国朝诗人征略二编》中言：“容若，原名成德，大学士明珠之子，世所传《红楼梦》贾宝玉，盖即其人也。《红楼梦》所云，乃其龆龄时事。”其六，近代蔡元培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石头记索隐》）其七，是曹雪芹自传说。持此说者先有胡适先生发其端，后有当代学者周汝昌先生定其论，二人的两部“红学”专著《红楼梦考证》与《红楼梦新证》，煌煌数十万言，用功之勤勉，考证之精细，至今无有出其右者。……至于其它说法，怪诞不经，耸人听闻者，不再赘述。以故鲁迅先生在《〈绛洞花主〉小引》一文中感叹道：“《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不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全集》第8卷145页）
蔡元培先生之后，经过胡适先生、俞平伯先生、周汝昌、冯其庸先生等海内外无数学者的深入研究，大家基本上认为，“《红楼梦》不是一般的著作，而是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作者经历了一番特殊的经历之后，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写出来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品。她的问世，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作了一个总结，标志着小说创作的最高峰。”（刘梦稀著《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24页）至于说一定要对《红楼梦》这部巨著作一个简括明确的阐释，最好还是披阅一下《辞海》，看一看国家最权威的这部辞书的说法吧：
本书内容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爱情故事为主要线索，着重描写在贾家荣、宁二府由盛到衰的过程中，以贾宝玉和一群红楼女子为中心的许多人物在封建体制和封建家族遏制下的悲剧命运。作品揭露了封建贵族集团内部的荒淫腐败、互相倾轧，暴露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剥削，歌颂贵族家庭中具有一定觉醒意识的青年和某些奴婢的反抗行为，对封建礼教等传统思想进行了鞭挞。作品语言优美生动，善于刻画人物，塑造了诸如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薛宝钗、尤三姐、晴雯等许多富有典型性格的艺术形象，尤其是为了表现对人性美的追求，前所未有地描绘出美丽聪慧、活泼动人的女性群像。规模宏大，结构谨严，具有高度思想性和卓越的艺术成就，达到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现实主义的高峰。其中虽然笼罩着宿命论的伤感和悲凉，但也未曾放弃对美的理想的追求。
这一段文字虽然简括，但对《红楼梦》这部巨著从思想内容、艺术特征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方面，都做了具体的评价；对作品的局限性也有着恰切的评述。可以说，这种评价与评述是比较客观而公允的，代表了当代学术界的主流看法。
如果说《辞海》里解说是运用浓缩性的语言，对《红楼梦》进行的理性的概念化的阐释的话，那么，就让我来引述一位当代著名小说家的一段文字，从感性的角度来认识一下《红楼梦》对一位作家乃至对普通的国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吧。这位小说家的名字叫李准（凖），他所创作的短篇小说《李双双》等早已脍炙人口，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与电影大师谢晋数度合作，使得《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等荧屏形象走进了千家万户。1980年2月，他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红楼梦笔谈》，在这篇文章中他深情地说：
《红楼梦》对中国人究竟有多大影响？我觉得是无从估量的。我从很多人身上看到了一股“红楼梦味”。近百年来，中国的大、中、小知识分子，他们对封建社会的仇视，对人道主义的向往，对煊赫官僚的鄙夷，对自由思想的启蒙，甚至于对女权认识的提高，对爱情的专著和讴歌，几乎无不和《红楼梦》这本书有关。所以我国人把《红楼梦》当作“国宝”之一。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是如此之高，她的共鸣范围，几乎是无所不包。记得我初读《红楼梦》时，大约是一九四四年夏天，但是十六岁。因为日本鬼子“清乡”，我们把牛牵到家乡的山沟里喂，我就是在一个小（山）洞里读了这部书。大约是四天读完，那四天中我好象没有吃几顿饭，眼睛读得发黑了，脖子读得发疼了，我象疯狂一样在漫游着一个感情的世界。
其实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读懂，但即使囫囵吞枣，这本书主要情节，也把我那么一个乡下野孩子，变成了一个“感情的动物”。我之所以后来走上写作道路，当然有很多因素，有其它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有“五四”以来鲁迅、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等前辈作品的直接影响，也还有狄更斯、福楼拜、屠格涅夫等作家的影响，但影响最大的还是《红楼梦》。我在风格中对现实主义的追求，对日常生活的细腻描写，特别是对每一个人物的性格刻划，都是这本“孽书”给我心灵上留下烙印的反映。
……
文化大革命中，《红楼梦》成为“禁书”了。在工厂的宿舍里如果发现一本《红楼梦》，就要大受斥责，可是我却为我的儿女逐渐长大，而没有读过《红楼梦》而着急，因为我担心他们在那“这就是造反派的脾气”的声音中，会变成“野兽”；同时，在抵抗法西斯和封建迷信的文艺书籍中，我还找不到一本艺术性高超，思想性深刻的书，因此我想到《红楼梦》。后来终于借到了，我想在他们思想荒芜的土地上，让他们去认识一下人和爱这第一课，是必要的。以后我见到很多青年作家，第一句话总是要问：“你读过《红楼梦》没有！”如果他还是没有读过，我总奉劝他先读读。
我是否夸大了《红楼梦》的作用？也可能是。但另一方面我还觉得把她的作用还没有说完，说透，说清楚。不过《红楼梦》这本书对中国个阶层所起的思想潜移默化作用，确实是巨大的。她有缺点，但更多的更主要的是她是中国灵魂的一部分。
李准先生的这篇文章后来被编入《我读红楼梦》一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当代知名作家巴金、何其芳、茹志鹃、吴强等均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与写作实践，回忆了《红楼梦》对自己的影响，高度评价了《红楼梦》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红楼梦》已经成为“中国灵魂的一部分”，当不为过誉之词。
（编者按：此文为马向阳校长为学生开设的“红楼梦导读系列讲座”文稿之四）